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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研究者將日本的民族性格歸結為島國心態，將晚清時那種老大帝國的遲暮心態歸結為“天朝大國無所不有”，這其實就是地理決定論的濫斛。對於此點，歷史學家湯因比指出：“如果在文明形成的過程中，具有相同的種族或環境條件，卻在一地表現為碩果累累，在另一地又毫無成就可言，那我們並不感到驚異。的確，看到人們在不同的場合對同一種挑戰做出多種多樣、變幻莫測的應戰現象，我們也並不感到奇怪……人類在與地理實在打交道的時候，決定的因素——對勝敗舉足輕重的要素——絕不是種族和技能，而是人類對來自大自然的挑戰進行迎戰的精神”。他嘲笑地理決定論充其量不過是“最隱蔽的‘哲學安慰’而已”，這一伎倆不過是體現了人類的劣根性之一，“就是喜歡把自己的失敗歸咎于那些完全超出人力控制以及難以為人類所及的各種力量”。（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在湯因比“震暈了整個美國”的“文化形態史觀”（或“歷史形態學”）中，核心內容就是：文化是通過對環境“挑戰”的應戰所遭受的考驗而產生的；文化的生長是由那些“退隱”和“複出”的少數偉大人物的歷史活動所決定的；文化的衰落來自于少數創造者喪失了創造能力，多數人相應地撤回了他們的支持與模仿，整個社會失去了新的應戰能力；文明的解體在於社會體和靈魂的分裂。以此理論，對照梁任公“一人為剛萬夫為柔”的悲憤論述，我們可以想見，中日之間無論是英雄的差別還是國家前途命運的差別，關鍵絕不在於兩國的地理特性，而在於兩國的應對之策。華夏先哲道：“生於憂患、死于安樂”，當我們還是“一人為剛”時，我們便也只能擁有和敬拜那些悲劇的道義英雄！（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有一位美籍華人作家將“我們的”英雄和“他們的”英雄做對比，“所謂民族英雄，往往成雙成對（對應而非對等）地出現。有統一諸部的英雄，就有謀求獨立的英雄；有擴張領土的英雄，就有抵抗侵略的英雄……抵抗入侵之敵的是民族英雄，侵略者同樣是民族英雄，甚至是一位偉大得多的民族英雄。”冷靜思之，尤其冷靜地把我們自己長期作為被侵淩物件的悲情心態放一邊的話，這些“偉大得多的民族英雄”為什麼是“他們的”呢？我們的民族，缺的不正是這些“偉大得多的民族英雄”嗎？缺得不正是“胡無人、漢道昌”的霍去病之類的英雄嗎？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當一個國家還在泥濘中抗爭、在黑夜中摸索的時候，是談不上什麼大國的崛起的。大國崛起，要靠千千萬萬的進取型英雄抬起來。我們如果還沉湎在悲情英雄中，沉湎在歷史控訴中，只怕下一次再出英雄的時候，依然還只能是悲劇英雄。難道我們還沒有受夠這樣的歷史窩囊嗎？（Shel JeAnns版權所有）
“他們的”英雄伊藤博文有詩曰：“樓前飲進三杯酒，天下英雄在眼中”。你我且幹了這杯，為那正在走近的“我們的”英雄同心禱告！！（Shel JeAnns版權所有）
（Shel JeAnns 作於2007年4月6-21日@北石齋 南洲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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