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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思想既取守勢，則所謂征戰、所謂外交，只是追求拒敵或驅敵於國門之外的自衛反擊輔助手段而已，很少主動跨過邊界。這種Reactive 和 Passive的內向慣性折射在英雄行為上, 即為短期行為和短視, 渾然不覺國際事態。比如民族英雄林則徐, 禁煙手法即為十分典型的中國特色，簡單、粗暴、缺乏技巧，如同對待治下愚民一般，以行政手段處理一切，這實際上還是一個舊時代的蒙昧但廉潔的官員在以舊手段應對新世界新事物。其本人雖已明白了要“睜眼看世界”，但依然是昧於形勢，在外交分寸的拿捏、後果的預計和應對等方面都十分盲動和被動，完全沒有士大夫束發受教以來就被教誨的“上兵伐謀”和“知己知彼”的從容，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最終令滿腔熱忱化為舉國碧血，徒留下“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慨歎！（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反觀日本的英雄, 在那著名的高升號（Kowshing）事件（日本軍艦擊沉了運輸中國軍隊的英國商船，引發國際爭議，請看我的系列博文《黃海上的三國演義》）中，“肇事者”日本海軍浪速艦（Naniwa）的艦長東鄉平八郎，就對國際法有相當深刻的理解，所以敢於在彼時悍然下令攻擊，而後又積極營救歐洲船員，手段老辣，作風硬朗，穩、准、狠，關鍵是拿捏得恰到好處，日本外交界也在此後的證詞收集、法理辯論等方面成效顯著，最後結果證明這位看似鹵莽的海歸軍官（他留學英國七年）是走了一著精妙的險棋。便是作為仇敵的我們，痛恨之外對此也是不能不佩服的——有哪個中國軍官，從清代到現在，有這樣的膽魄和眼光？！——看看我們自己的大使館被炸、軍機在家門口被撞落，哎……（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其實，中國人的英雄觀更多的是一種超越於利益、結果的道德評價。只要是好人，哪怕做愚蠢的事情、後患無窮的事情也都是正確的，對人不對事，將道義高尚作為判斷一切的標準。不是一種利益判斷，而是一種道德判斷。如宋代李綱這位歷史公認的大忠臣，但歷史研究同時也表明他其實還是個“術疏機淺”的大蠢臣，在金兵圍城之前堅留皇帝在京，結果導致兩宮被擄，宋室險些玩完——我們的歷史總是充斥著奸臣賣國、忠臣誤國的荒謬故事。又比如海瑞，他的確是個廉吏，可也的確以廉傲視群儕，與一切不遂己意的事情鬥，其實是心理偏執狹隘，我們固然可以把他當英雄，但天下人若都如此英雄，世界上也就沒有寬容、理解、分寸、技巧這些辭彙了。中國的不少英雄，是一種“道義英雄”，不是“行為英雄”，很多英雄的行為本身並不一定有益於民族、有益於進步，但我們就是看中了那一點教化人心的功用，而且習慣于從悲劇主角中挑選英雄，久而久之，英雄在中國也就漸漸有點中看不中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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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理念，既是民族理念的精髓，又帶領著民族理念的發展方向。中日兩種不同的英雄定位，自然造就國人兩種不同的眼光和視野。（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從我收集的中日甲午戰爭資料來看，經常是日本方面上至山川地形、下至對手兵備，悉數掌握，而清軍往往是敵人到了正面了，還估數不准（如平壤戰役，清軍情報誇大敵情有10倍之巨，甚至雙方展開陣地戰時還沒弄清楚對方兵力），戰場都如此，何況國際大勢、世界潮流？（Shel JeAnns版權所有）
這種眼光的內向綿延至今， 就是國人仍執著拘泥於古老的中國理念。中國人追求的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所謂至善，這一戰略思想卻被貫穿在戰術乃至民族心態之中，以此思想為武裝，道、術（目的、手段）相混，在現代戰爭和現代國際利益爭奪中根本難以自保。 孫子所謂的“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軍事政治辨證關係，其實有一個最大的風險：容易成為懦弱的藉口，成為“曲線救國”的藉口。謀、交、兵、城是相互關聯的，而最基礎的還是軍事實力，總是想著伐謀，以為動動嘴皮子、使使小腦子就能“不戰而屈人之兵”，其結果自然是本末倒置。軍事力量不行，就只能承受弱國無外交的痛楚，而軍事、外交都缺少本錢，即使孔明在世，又如何玩轉“上兵伐謀”呢？空城計畢竟是可一不可再的。（Shel JeAnns版權所有）
一本三國，談的多是政治陰謀、個人霸術；一部二十五史，通篇談的也都是帝王將相的潮起潮落、浪奔浪流。造就無數英雄的戰爭本質是什麼？戰爭無非是政治的延續，是經濟、法律、外交的綜合藝術，是與外部世界的橫向交流，儘管是一種極端的方式。所以，同樣運籌帷幄，日本的伊藤博文被其國人視為大英雄，中國的李鴻章則但能免於被指“李二先生是漢奸”就該加額慶倖了。因為是一種極端的方式, 所以必須在戰爭準備的時候，就要 Active甚至 Pro-active，這就需要有開放向外的視野。（Shel JeAnns版權所有）
而我們在三國式的英雄崇拜情結中，除了斤斤於權謀之術，獲得治國平天下的虛幻快感外，于國于民於家又有什麼實在的裨益呢? 我們的歷史學家，居然十分熱衷於考據誰開第一槍等等枝節問題，熱衷於對敵人進行口誅筆伐，而回避更深層次的自我考問，惶論反省我們何以總是成為悲劇的主角！！（Shel JeAnns版權所有）
相比較而言，日本人的戰爭記錄卻是對外經濟、社會分析先行，在我收藏的不少甲午時期出版的日本書刊中，除了大量的戰爭記錄外，主要就是對中國的各個方面的深入分析。如《日清交戰錄》的首頁就是關於清廷禁止棉花出口對日本紡織業的打擊的分析。（Shel JeAnns版權所有）
甚至在下一代的教育上，中日也呈現了完全不同的風格。中國的精神保姆們（在他們眼中，十多億民眾都是需要引導的孩子而已）總是擔心所謂暴力因素對孩子教育不利，從而要清理螢屏，令本土卡通充滿了膩味和粗糙的道德說教和盛世美好的童話假像。而日本的孩子照樣玩著充斥了近現代戰爭細節的電腦遊戲。自十九世紀初就開始在西方盛行並一度成為上流社會時尚的“戰爭遊戲”，200年後在中國依然被作為童年的毒藥。倒是曾經生活在毛時代的我們這一代，有機會過了個時時備戰卻也依然快樂的童年，沒有被那些王子、公主以及乖孩子的虛幻玫瑰色童話所蒙蔽。“遠離暴力”固然是個動聽的理由，但遠離暴力絕非遠離憂患、遠離危思、遠離人類爭鬥的現實，在“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流水潺潺”的假像中、在走樣了的所謂“遠離暴力”的文化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們，當他們終於要走出溫室時，會不會被一簾微風就能吹倒，惶論暴風雨了？這樣的孩子中，能有英雄走出來嗎？（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圖）在中國被禁的日本“反動”電腦遊戲《提督的決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