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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能大，算蛟龍、元不是池中物。風雨牢愁無著處，那更寒蛩四壁。橫槊題詩，登樓作賦，萬事空中雪。江流如此，方來還有英傑。”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這半闕《酹江月》，出自鼎鼎大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之手，“蛟龍不是池中物”一句，與他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相比，不惶稍讓，端的是千古絕唱！與此能相桴鼓的，在我看來，只有前人蘇軾的“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以及後人毛潤之的“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文文山英雄一世，慷慨就義，不僅成為華夏民族的豐碑，也成為東邦日本的敬拜偶像及武士道的精神源泉，成為明治維新的精神力量之一，當時不少日本志士還模仿文天祥、各自作了《正氣歌》。（Shel JeAnns版權所有）
高唱著“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奔赴沙場的大和武士們，也許沒有意識到，武士道精神所孕育出來的英雄與他們所尊崇的中國古英雄，其實有著巨大的差別。（Shel JeAnns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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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英雄多為悲劇的主角，故事的背景也多發生在我們民族內憂外患的悲秋。岳飛、文天祥、戚繼光、林則徐、張自忠（抗戰時戰死沙場、日本將官們為其抬棺那位，不是那個政治上隨風倒的統戰榜樣張治中），每一位都因為抗擊外侮而將英名銘刻在我們民族的淩霄閣中。（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日本的英雄，如伊藤博文、乃木希典（Nogi Maresuke，日本陸軍軍神，點擊閱讀《惡魔vs英雄：日本軍神抬棺上陣》）、東鄉平八郎（Togo Heihachir，日本海軍軍神，點擊閱讀《日本海軍戰神：偷襲起家的小矮個》），乃至後世的山本五十六等等，都是因為開疆拓土而被供奉在靖國神社（儘管這個名字令我們華人這麼刻骨銘心），受億萬日本人的祭奠。（Shel JeAnns版權所有）
中國英雄的防禦性，日本英雄的擴張性來源於兩國的軍事戰略不同。在Elleman Bruce所著的《1795-1989之近現代中國戰爭》（“Modern China Warfare，1795-1989”， Florence. KY USA 2001）一書的序言中，認為中國的戰爭都是平亂、抵抗外敵等為主，採用的都是防守策略，目的都是希望推動或維持國家的統一。（Shel JeAnns版權所有）
的確，讓我們回眸歷史，除了本身就是異族入主的蒙元、滿清以外，自漢以降的整個中國歷史，幾乎沒有任何基於擴張的戰爭。中國歷史的英雄都是被動地被異族的鐵蹄激發起來，都是要到了“不願做奴隸”的“最危險時候”才“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大漢王朝霍去病主動出擊、縱兵大漠的神武英雄，在其之後幾乎是絕跡的，“敵可摧，旄頭滅，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無人，漢道昌”，李太白吟詠霍驃姚的《胡無人》，也從此成為中國文學的絕唱。到了唐代， “但使龍城飛將在”也不過是為了“不教胡馬度陰山”（王昌齡詩句），度過陰山那側去主動出擊的雄心是早就沒有了的。岳武穆可算是後世罕見的英豪，用我們重慶話說的確是難得的民族“雄起”，但他能發出 “直搗黃龍府”乃至“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豪言，卻難以躲避風波亭的千古恨事。至於林則徐，一個被稱為民族英雄的高官只會焚燒鴉片、驅逐洋人，關起門來打狗，他的英雄性可能更多地體現在精神層面上——這當然不是林則徐個人的悲哀。（Shel JeAnns版權所有）
與此相比，日本的英雄們是野心勃勃，甚至某種程度上說是獸性勃勃。日本整個國家戰略都是進攻性的，有不少學者都論證了這是因為其小國浮于大洋之上，必須禦敵甚至於主動迎敵於國門之外，否則，小小的本土毫無戰略縱深，很容易被逼到“最危險的時候”。這種地理決定民族性格的說法，似乎頗有些唯物主義的精髓（後文有更多談及）。客觀地看，所謂軍國主義和擴張戰略，也有其相當的必然性與合理性，就如二戰前的德國要爭取“生存空間”一樣，這是一個資源貧乏、區位局促的國家、民族的本能。（Shel JeAnns版權所有）
自明治維新開始，日本便確立了 “繼承列祖列宗偉業，……宣佈國威于四方”（明治天皇《御筆信》）的基本國策，與中國歷來奉行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同，日本十分明確地提出了國家在主權線之外，還有一條利益線。1890年，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向上奏《外交政略論》，認為:“國家獨立自衛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權線，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護利益線，不失形勝地位。何謂主權線，國家之疆土是也；何謂利益線，同我主權線安全緊密相關之區域是也……僅僅防守主權線已經不能夠維護國家之獨立，必須進而保護利益線，經常立足于形勝之地位。”所謂的“防守主權線”就是守住碗裏的，“保護利益線”則是看著鍋裏的。這一“利益線”理論直接成為甲午戰爭的推動劑。（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在這樣的國家戰略之下，日本的英雄當然是外向的、進取的。
